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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paper独家|一家企业如何收藏一个时代?

2026-09-27 20:34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三十而立”的年龄足以形成自己的经营方式和价值判断;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这三十年却很难被压缩进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一代又一代艺术家进入现场,绘画、摄影、录像、行为、装置和数字影像不断带来新的工作方式,一些曾经发生在临时空间、录像带和尚在形成中的展览机制里的实践,也在不同阶段被重新发现、讨论,又重新获得位置。

  泰康与艺术生态的关系是一个独特的观察样本。1999年前后,泰康开始购藏艺术品;2003年,泰康美术馆的前身“泰康空间”成立。彼时,中国大陆的非营利当代艺术机构仍处于形成阶段。此后二十余年间,泰康逐渐将机构运营和企业收藏延伸为一套持续运转的艺术机制:收藏与展览彼此发生关系,研究与出版为作品建立历史坐标,对年轻艺术家的关注又不断将新的实践带入这套体系。泰康空间提出“追溯与激励”,一端回到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与社会变化的历史脉络,一端持续关注正在发生的当代创作现场。

  企业的持续投入由此获得了一种较为难得的长期性——它的角色逐渐超出作品的购买者与展览的赞助者,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中持续参与研究、判断与生产的一方。

  这种长期性也改变了“收藏”的含义。泰康建立的并非由名家名作简单累积而成的名单,它更试图通过作品建立历史之间的联系,通过“展览、收藏与研究”一体化的工作方式,逐渐构成一套彼此支撑的知识生产系统。机构与艺术家并非只在某一个节点发生关系,而是在时间同经历变化。

  图1:李巨川《与姬卡同居》,单通道影像(彩色,有声)100分钟,1996;刘辛夷《游记小队》(部分),划线、油漆、不干胶、四川青花椒、白芝麻、滇红茶碎,尺寸可变(3个组件),2018

  图2—3:梁远苇《蓝图——来自工作室》, 钢丝床垫芯、白报纸上的复写纸绘画、复写纸、纸板上漆画、窗膜、乳胶手套上的耐热绝缘片及油画、纸上蜡画等,2018

  “风中写生”恰好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这套机制的切口。这场在泰康三十周年节点推出的群展,将观察的重要视角投向20世纪90年代,并由此重新进入过去数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现场。展览中的不少艺术家,都曾以收藏、展览或项目等不同方式与泰康发生长期关联。于是,当这些作品在三十周年的节点重新相遇,它们所构成的就不只是一场关于过去的展览,也将泰康二十余年来如何收藏、研究和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带到了眼前。

  泰康保险集团助理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泰康美术馆副理事长应惟伟谈到泰康二十多年的艺术实践时,反复使用“陪伴”这个词。从收藏、展览到美术馆建设和研究,在他看来,这些不同形式最终都指向“陪伴中国艺术家的成长”。 对一家企业来说,“陪伴”天然带着时间的尺度:作品能否长期持有,对一位艺术家的观察能否越过短期的市场变化,一套收藏体系又能否在不断增加的作品中维持自己的判断。

  企业收藏首先有相当现实的一面。应惟伟提到,艺术品进入企业资产体系,也需要面对价值评估、购藏程序和长期管理。他借用资本市场的语言,将泰康形容成艺术市场里的“基石投资者”:有足够的资本,也强调长期主义,形成判断后很少快速退出。“你只看到泰康买艺术品的新闻,但没有看到泰康卖艺术品的新闻。”他说,看好的作品买入以后便长期持有;在他的表述中,这种长期机构收藏也承担着一种“价值发现”的作用。

  “生命惊奇:泰康保险集团25周年艺术收藏展”展览现场,嘉德艺术中心,2021

  长期持有什么,最终仍然要落到对作品及其所折射的艺术史价值作出判断。应惟伟把体系化收藏分解为几个层次:重要的历史节点、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以及能够说明艺术家位置的代表作品。他以泰康对过去百余年的油画收藏为例,希望这些作品一方面能够让人看到中国历史的变迁,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到艺术语言和创作方法自身的变化。

  今天泰康以1905、1942、1977作为观察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三个重要坐标。它们把收藏的时间尺度从当代艺术继续向前拉长,也让绘画、摄影、录像、装置等不同媒介能够进入同一个历史框架。泰康官方对自身收藏的概括,是以“现代中国”为研究主体,在社会与时代变化中观察中国艺术的发展,并以“以藏证史”作为长期方法。

  但坐标只能提供骨架,让这张图景变得具体的仍然是一件件作品。收藏的意义于泰康而言,不止于把这些作品留在库房里。早期的“泰康收藏摘要”集中呈现已有藏品,此后的收藏研究不断扩大时间范围与媒介结构;进入泰康美术馆阶段后,2023年的开馆展“入世: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又从“艺术与人”“艺术与社会”等角度重新调动收藏。作品由此不断进入新的问题意识与展览语境,与其他作品建立新的关系。

  而在 “风中写生”展览之前的2025年,泰康美术馆曾以“未完成的时间:中国当代艺术1980s×1990s”集中梳理收藏中的80、90年代这一时间切片中的作品:安哥1986年的《广州流花路边的一对情侣》留下城市街头的一瞬,姚经才《憧憬》、尤劲东的连环画稿《人到中年》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经验,韩磊《开封》、段建伟《麦客到来》保存不同地域的社会景观,陈劭雄1992年的《耗电72.5小时》则指向彼时正在形成的实验艺术实践。它们后来获得的关注程度并不一致,却共同留下了一个年代里并不整齐的视觉细节。

  “未完成的时间:中国当代艺术1980s×1990s”,泰康美术馆,2025

  到了“风中写生”,这种基于长期收藏形成的历史观察,又转向一种更为灵活的组织方式。展览不再以年代或既定的艺术史线索作为主要框架,而是在策展人视角的介入下重新调动收藏,让不同时期、媒介与创作经验在新的展览语境中彼此碰撞;同时借助空间、展陈与观看节奏的组织,充分调动观众的感知与身体经验。收藏由此既是构成历史叙事的材料,也成为在策展与观看的共同作用下不断生成新的关系与意义的资源。

  应惟伟在谈到世界重要美术馆时尤其强调这一点。在他看来,一座美术馆真正的“底层支撑”是学术研究体系,包括对藏品的持续研究、对艺术史问题的梳理,以及策展团队对时代变化的判断。因此,“拼图”更接近一种持续的工作方法。历史坐标提供框架,具体作品不断填入其中,研究又让已有的作品重新获得联系。企业提供的长期资金和持有能力,让积累成为可能;作品最终能否构成一张可以被阅读的图,则取决于收藏之后更漫长的研究。

  今天回看1905、1942、1977,很容易把它们理解成一套从最初就规划完备的收藏策略。泰康美术馆负责人胡昊对此的回答很简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在他的讲述里,泰康真正购藏艺术作品大约始于1999年前后,此后二十多年“始终在变动”,今天看到的收藏线索也是在变化中逐渐清晰的。1905、1942、1977没有在起点被预先规定出来,它们来自长期进入艺术现场以后,对作品、艺术家和社会现实不断观察、研究和归纳的结果。胡昊把机构形容为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同行者”:机构也处在时间之中,判断会随着认识的深入持续发生变化。

  2009年前后的泰康空间,已经显现出这种方法。“泰康收藏摘要”面向已经发生并逐渐进入收藏的历史;几乎与此同时,“51m²”在空间中划出一块51平方米的区域,持续提供给年轻创作者。一个方向不断整理已经形成的收藏,一个方向进入尚在发生、还没有被充分定义的艺术实践。泰康空间后来用“追溯与激励”概括这两条工作线。

  “追溯与激励”意味着机构一面回望已经发生的艺术史,一面持续关注仍在变化中的艺术家与实践,由此让“长期”从作品的持有延伸到对参与艺术史中的人的观察。“风中写生”策展人辛云鹏便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早年与泰康发生联系时,他仍是年轻艺术家;进入美术馆阶段以后,他的身份逐渐延伸到策展,并参与泰康的“彩排间”等项目。艺术家的工作和角色在变,机构对他的认识也随之变化。

  对于仍处于职业前期的艺术家,判断尤其需要时间。谈到延续“激励”这条线索、重新激活机构实验活力的“彩排间”项目时,胡昊特别提到一些“大家关注比较少的”,以及曾经受到关注、后来相对沉寂,却“其实还是在认真创作”的艺术家。艺术界的注意力始终在移动,有些名字迅速进入中心,也有一些实践要经过更长时间才显露出位置。试验性的项目提供的是在结论形成之前继续观察作品的机会。

  以“风中写生”为代表的群展,则是泰康美术馆未来希望保持关注的另一种工作方式,在胡昊看来,当艺术市场从此前的活跃状态逐渐冷静下来,反而是重新做研究的好时候。群展的价值不只在于让尚不足以支撑完整个展的年轻艺术家获得呈现,更在于策展人主动建立作品之间的关系,辨认其中已经出现、却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

  对于“追溯”这条线索而言,时间也会作用于已经进入艺术史的名字。2024年,泰康美术馆系统梳理张培力数十年的创作;2025年又以刘小东为对象继续推进艺术家个案研究。泰康继续前进的方向之一,也在于对已经拥有稳定位置的人的重新研究,这意味着把几十年的创作重新打开,回溯早期形成的标签还能解释多少,又有哪些变化此前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从“51m²”到“彩排间”,从群展的创造性探索,再到成熟艺术家的个案研究,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时间问题。新的实践需要等待判断逐渐形成,已经熟悉的名字也需要不断摆脱旧有结论重新被观看。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不仅描述收藏体系自身,也描述机构自身实践方法迭代的过程:长期进入现场,允许认识发生变化,再让这些变化进入收藏和研究。

  站在三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风中写生”的意义在于,把“追溯”与“激励”两条看似平行的线索重新带回同一个现场。

  展览没有直接从1996年开始。序厅中,张印泉1935年的《力挽狂澜》、徐冰《毛主席语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年的《黄河颂》,与《资本论》第一版、《国富论》第一版共同出现,为随后进入1996年以来的当代艺术建立一个更长的参照。《力挽狂澜》的尺寸只有10.9×15.3厘米。1935年,张印泉拍下长江风浪中的一个瞬间:渔夫在江涛中搏斗,江轮上的水手向他们抛下缆绳。相比明确的历史年份和宏大的时间框架,这件很小的摄影留下的是一个具体场景——水流、身体和正在发生的动作。

  进入展览“正文”的展厅,“时代”开始从这些明确坐标中散开,展览被组织成五个具有身体经验的词语:“皮肤”“风”“泥土”“痕迹”“留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在这里被描述成了一段生命时间。黄永砅2000年的《蟒蛇计划》是一件长达30米的木质装置,也是泰康收藏。这件作品最初为德国汉明登的展览创作,横跨一座跨越威拉河的古桥,并成为黄永砅后来“蛇杖”系列的起点;二十多年后,它重新搭建在北京CBD。一件大型装置被保存下来,需要持续面对材料、运输和重新搭建的问题;作品离开最初场域以后,也会在新的空间环境中生成新的关系。

  图2:黄永砅《蟒蛇计划》,装置(木),140 × 250 × 3000 cm,作品版本:第一版,2000,“风中写生”展览现场,泰康美术馆,2026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蟒蛇计划》经由“门之轴”横亘在“风”的章节中,负责展陈空间设计的建筑师刘阳在展厅中使用大量折线、三角形和锐角,鲜明的蓝与红进一步加剧了空间的碰撞。策展人辛云鹏将“风”理解为一种外部条件:它天然意味着运动,也意味着不可控制。新千年前后,城市化、全球化与快速增长的经济几乎同时进入艺术家的经验,个体也被卷入一个高速变化的社会。相比把这些变化概括成几个历史关键词,“风中写生”更希望让观众从身体和感知上接近这种经验。

  更多作品留下的是私人生活。宋冬1997年的《“抚摸父亲”三部曲之第一次抚摸父亲》将自己的手部影像投射到父亲身体上,此后这一系列持续到2011年,父子关系本身也在十多年间发生变化。李燎2013年的《艺术是线》则直接来自一次家庭争执:当时女友的父亲质疑艺术家的职业和生活,他把录音制作成黑屏有声录像;此后的《艺术是线》,同一句话又进入他与女儿之间。家庭成员如何理解“艺术”、工作和责任,因此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厉槟源《最后一封信》把个人记忆带回1990年代的珠三角。1999年,他的父亲在东莞做保安,寄出最后一封家书后意外离世。2020年,到了与父亲去世时相近的年龄,厉槟源重新来到东莞,将信拆成36段,请36位当地保安用粤语逐句教他认读。父亲为了适应异乡生活而学习的语言,在二十多年以后又被儿子重新说出。一个家庭的记忆,也保存着外出工作、人口流动与异乡生活留下的痕迹。闫冰2013年的《分土豆 No.3》来自另一种生活经验。这件泰康收藏与艺术家在甘肃故乡的记忆有关:“分”既联系着当地共同分配食物的习俗,也来自种植时按照芽点切开土豆、重新埋进土地的过程。

  厉槟源《最后一封信》,单通道影像(彩色,有声)与档案,14分10秒,2020

  厉槟源《自由耕种》,单通道影像(彩色,有声)与档案,5分02秒,2014

  到了更年轻的创作者,时代又出现新的特质:办公室、地铁、彩票、工作流程、数字界面。宋紫薇的创作包含对地铁与职场生活的观察,以及她和泰康员工之间产生的互动。泰康美术馆位于北京 CBD,通勤和职场经验每天都发生在机构周围,对这里的艺术家和观众而言,它们已经构成一种非常具体的当下生活。

  宋紫薇《在痛苦和无聊之间》, 地铁扶手,彩票等,尺寸可变,2026,“风中写生”展览现场,泰康美术馆,2026

  “我们所有工作的一个前提,就是对时代的洞察。”胡昊说,“我们关注的是真实的问题。”这里的“真实”并不要求艺术家采取某一种固定的现实主义形式。家庭关系、工作、迁徙、故乡,以及看上去远离具体现实的艺术语言,都与作品产生时的社会环境保持联系。

  佘璐芸《当代艺术驱动器》, 电路板,电池,5 × 4 cm,2020,“风中写生”展览现场,泰康美术馆,2026

  媒介本身也记录了另一种变化。“风中写生”集中出现了大量影像作品。早期录像更多与行为记录和现场保存相连,后来逐渐进入排演、叙事和更复杂的电影化结构。陶辉《德黑兰的黄昏》、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虚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带我回家》已经显示出不同的影像方法;到了尾厅,92岁的亚历山大·克鲁格在2024年的《宇宙缩影》中大量使用Stable Diffusion生成图像。从录像带到数字影像,再到生成式AI,影像生产的工具和条件也进入了这三十年的变化。

  图1:陶辉《德黑兰的黄昏》, 单通道影像(彩色,有声),4分14秒,2014

  但影像记录的不只是技术的变化,也改变着观看本身。向京拍摄王广义的《回到北方》接近一个小时,胡昊发现,仍然有观众愿意坐下四五十分钟,甚至完整看完。在短视频不断改变注意力结构的今天,美术馆并没有因此把所有内容都变得更短,而是通过声学、吸音、声道与空间舒适度等设计,为另一种观看节奏创造条件。辛云鹏谈到影像时说,“你没有办法站在它前面合影”,只能真正花时间去观看和理解。

  向京《回到北方》, 单通道影像(彩色,有声),57分58秒,2025,“风中写生”展览现场,泰康美术馆,2026

  展览最后一个章节是“留下”, 但“留下”在这个三十周年展览里并没有被处理成一座纪念碑。从“皮肤”“风”“泥土”“痕迹”一路走到这里,空间也由前半段的密集逐渐转向二层的稀薄,最后近乎“戛然而止”。在策展人看来,我们总想留下点什么、或者做出一点成绩,而“留下”本身也值得重新追问。对一场纪念三十年的展览来说,这个问题首先指向过去:一件作品进入库房,是一种留下;多年以后还能被重新研究、展示和讨论,也决定了它如何继续存在。二十多年间,泰康积累下来的已经不只是藏品,还有展览、出版和研究形成的档案,以及与艺术家持续发生的关系。

  Alexander Kluge,Cosmic Miniatures(《宇宙缩影》),单通道影像(彩色,有声),94分钟,2024,“风中写生”展览现场,泰康美术馆,2026

  今天,这些积累由一座2023年正式运行的美术馆继续承接。作为经营实体,泰康美术馆只有三年左右的历史,仍处在所谓的“青春成长期”;它所承接的收藏、研究与艺术家关系,却已经延续二十多年。新的机构还在形成自己的工作方式,同时继续面对那些早已进入库房和档案的作品。而在应惟伟谈到收藏百年前的作品时,又把这种长期性放到更远的尺度中。他说,面对跨越百年的艺术与历史,会给一家企业一种“暗示”,也让公司开始想象自己能否“跨越百年”。

  “风中写生:泰康保险集团三十周年艺术展”展览现场,泰康美术馆,2026,摄影:朱雨蒙

  从作品的长期持有,到艺术家的长期观察,再到藏品的持续研究,“长期”始终贯穿着泰康二十多年的艺术实践。谈及未来三十年,胡昊仍把问题落回今天的现实:“希望每一个观众,30年之后还是能感觉到有一些艺术的解答,是在帮助他理解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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